（Michael Wing撰文／媒体记者云川编译）约瑟夫·塞达卡（Joseph Sedacca）的孩子们都觉得，他们的父亲不像个正常人。他们能看出来，父亲的心理上有点问题。

约瑟夫1916年出生于土耳其，是个犹太人，二战结束后来到美国。他总是一副疑神疑鬼的样子，好像有人在威胁他。他说话嗓门很大，经常吼骂自己的小孩，他的外甥们从小就很怕他。

多年来，约瑟夫的故事经常是餐桌上的话题，例如他在纳粹灭绝犹太人的集中营里的经历。“他在集中营里干过活吗？”他们猜想，不用说，那一定很恐怖。

约瑟夫的外甥女珍妮丝·克拉夫（Janice Clough）记得她小时候看到姨父总是穿着长袖衣服。几年后的一次家庭聚会上，当时约瑟夫穿的是短袖时，珍妮丝的小女儿看到他的前臂上刻着一排数字“112594” ，感到十分好奇。

珍妮丝由此开始探寻姨父悲惨的过往经历。

珍妮丝得知这是约瑟夫所说的“战争号码”，多年来他对那场战争讳莫如深。直到60年代，他的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成人了。有一次他们让他坐下，哄他多喝了点啤酒。他喝得醉熏熏，终于讲出了自己过去得那段悲惨的遭遇。

每次开口他都会泣不成声，孩子们安慰道：“爸，没事了，我们以后再也不提这些了。”

珍妮丝最近接受朝鲜采访时说：“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他们从他口中听到他的故事。而且只有在喝多了的情况下他才开口，平时连提都不提。”

约瑟夫很小的时候，父亲死于一战。随后他和母亲搬到到希腊萨洛尼卡(Salonika)的一个犹太生活区。他的母亲后来改嫁一个有钱的杂货商。二战期间德军占领了这里后，他们的生活区遭殃了。德军没收他们的财产充公，用火车将他们运到各个集中营，包括奥斯威辛和奥斯威辛-比克瑙 (Auschwitz-Birkenau)。

约瑟夫从此和母亲、妹妹及侄女们分开了，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她们。

在集中营里，约瑟夫的弟弟因营养不良死在他的怀里，继父也死在那里。但是约瑟夫发誓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他认为，唯一可以蔑视他们的方式就是活下去，不被他们杀害。”珍妮丝说到，她之后一直专注于把姨夫的故事整理成文。

在集中营中，约瑟夫的意志经受了难以想像的考验。

每个囚犯都分配了一份工作。约瑟夫的工作是为德国士兵理发。他遭受了不少无缘无故残酷地殴打，他的脸部分瘫痪，牙齿也掉了很多，以后连笑起来都怪怪的。珍妮丝说，那些殴打导致他终生严重的头痛。珍妮丝在纽约约翰·杰伊高中 (John Jay High School) 担任西班牙语老师，她的同事也在帮助她整理约瑟夫的经历。

珍妮丝补充说：“那些德国士兵不给他们吃的，强迫他们长时间、高强度工作。他很会到处找食物：胡萝卜的根，土豆皮等等。有一次他口渴的太厉害，不得不喝马尿。为了生存下去，他们会收集马尿来解渴。”

集中营里也关着些法国人，但他们的待遇比犹太人要好点，并且非常同情犹太人。法国人多次帮助约瑟夫逃脱危险。有一次，约瑟夫被叫到一个队列里站着，一个法国人告诉他必须离开那队。约瑟夫是一个非常机灵敏捷的小伙子，他立刻排到另一条队了，因此幸免被阉割的厄运。

珍妮丝说，法国人还负责运送囚犯的火车，并帮助约瑟夫逃离了集中营，逃脱了死亡。

战争接近尾声时，随着美军和英军的步步挺进，纳粹试图销毁掉所有的犯罪证据。约瑟夫和其他囚犯被火车运往灭绝营。“他们打算把他们带到另一种集中营，用毒气杀死，然后埋在一个大坟坑里。”珍妮丝说。

一个法国人提前告诉他：“半途你必须打开车门跳下去。我会骗他们说把门锁好了，但我不会真的锁上。我跟你说，你坐到终点站你就没命了。”

为了防止犹太囚犯们逃走，他们被赶上火车前被迫脱光衣服。火车行进途中减速了。珍妮丝说：“约瑟夫挤到门口，和其他人一起把火车门拉开了——他们帮了他。”“就像法国人说的那样，门没有锁。”

但是最后时刻，约瑟夫突然失去了跳车的勇气。

然后，他感到有人在他后面推了一把。他从火车上掉了下来，顺着一个山沟滚了下去。很多囚犯也都跳了车，德国士兵开始向他们开枪，打死了一些人。

约瑟夫赤身裸体，虽然外面很冷，但他活了下来。他用报纸和散落铁道两边的垃圾来包裹身体取暖。

“他瑟缩在报纸和破烂儿堆里等着。” 珍妮丝说， 一名美国士兵发现他的时候，他体重只剩80磅了。“约瑟夫也不记得在那里躺了多久，几近昏迷。他极度饥饿，又严重脱水。后来美国士兵把他带到卡车上，给他毯子和一些吃的。由于身体无法承受，他吃进去的又全都吐了出来。”

1945年左右，盟军占领了集中营并解救了幸存者。珍妮丝说，尽管德国人试图销毁集中营的所有证据，但是在他们大量的笔记中都记录了这些罪恶，留给了后人。她说，在 “奥斯威辛编年史” 中，她姨父手臂上刻的数字作为幸存者的标志记录下来。

约瑟夫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他花了一年时间才康复。出院后，他因愤怒情绪问题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并被诊断为精神不稳定。“他接受了治疗，然后出院。他可以有机会回到萨洛尼卡。”珍妮丝说，但是他拒绝回去， “因为那里没有他的亲人了，所有人都不在了。”

幸运的是，纽约的许多犹太人正寻求资助大屠杀幸存者。约瑟夫住院期间收到了一封信，他可以去美国，那里有个新家愿意照顾他。他接受了这个邀请。

约瑟夫住到了资助人贝约夫妇(Mr. and Mrs. Beyo) 位于布朗克斯 (Bronx)的家里，贝约夫妇就像父母一样照顾他。约瑟夫遵循犹太传统，通过媒人介绍认识了妻子（即珍妮丝的姨妈）莎拉·阿尔塔贝特（Sarah Altabet）。1951年，他们的长子本森（Benson）出生了。

多年以来，珍妮丝从表亲那里听到了许多关于姨父的故事，其中就有约瑟夫偶遇一个当年在集中营认识的女难友的情景。当时约瑟夫和他的儿子们刚刚结束成人礼课程，准备到珍妮丝在布朗克斯的家里来。

“我们当时都住在布朗克斯区。”珍妮丝说， 在Grand Concourse大道上……有一个女人向他走了过来，“姨父停下了脚步，我的表兄弟看着他，他却盯着这个女人。她和他面对面站着，然后抱在一起，相互偎依着哭了足足15分钟。”

珍妮丝的表兄弟们都看呆了。

“然后他们放开对方，擦干了眼睛，用西班牙语交流着。” 珍妮丝说，“然后那个女的离开了，他则和我的表兄弟继续往我家走。”当她的表兄弟问约瑟夫：“爸爸，那个人是谁？”他回答说，“那是我在战争中认识的一个女人。我们关在同一个集中营。”

住在纽约的时候，约瑟夫在圣巴拿巴 (St. Barnabas) 医院找到了当理发师的工作，为手术前的病人剃光头发。多年以来，他从德国那里获得了不少的赔偿，珍妮丝也收集了很多的记录。后来他有资格从瑞士银行获得一笔巨额赔款，但还没来得及领取就去世了。

退休后，约瑟夫与妻子一起搬到佛罗里达州的劳德代尔堡 (Fort Lauderdale) ，直到2001年过世，享年86岁。他有三个儿子：本森 (Benson)、阿尔伯特 (Albert) 和大卫 (David)，如今也都已经六七十岁了。约瑟夫还有三个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