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茄楠木手串-手串为茄楠木，搭配碧玺佛头、佛头塔、翠玉雕盘长背云及翠玉雕荷叶坠角。

继〈与佛教关系密切的清朝配件－－朝珠〉一文，透过比对数珠与朝珠，而介绍了朝珠与佛教的关系之后，接下来，继续谈谈关于朝珠的清制规定及与皇权的关联，进而探看皇帝、皇后、皇子、贝勒、官员等不同阶级的人理应配戴什么样的朝珠，以及朝珠到底具备什么样的作用。

清朝规定，上自皇帝、皇后与群妃，下到王公贝勒、文武官员、侍卫身穿朝服或吉服时，都得按例佩带朝珠，但穿着吉服时可以不用戴朝珠。
至于朝珠的材质十分多样，例如：东珠、青金石、翡翠、珊瑚、玛瑙、蜜珀、绿松石、沉香、象牙等，朝珠上头的杂饰惟宜。　

自始至终，朝珠都兼具宗教与政治的色彩，其实，这也是因为朝珠和宗教性的数珠并没有出现明显差异，自从满清援引了西藏藏传佛教数珠的形式之后，又增加装饰，例如：记念三串、佛头珠、背云等，最后确立了朝珠的基本样式，鲜明的政治色彩就此注入。换言之，朝珠样式的演变充分地展现在上位者究竟是怎样驾驭宗教及政治的象征元素。

雍正时期的为朝珠正名一事，则是进一步为朝珠的政治身分取得了名副其实的地位。

学界认为，如若将“朝珠”做为服饰配件来看，清朝在制定官方服饰的过程中，是多方采用了蒙古样式。

大清针对朝珠有既定的规定：唯有皇帝，后宫妃子、五品以上的文官与四品以上的武官、京官、皇帝的侍卫方才享有配戴朝珠此一殊荣。在乾隆下令编纂的《皇朝礼器图式》就有相关记述。

《皇朝礼器图式》这一项历史文献内，载述了大清帝国根据实际的统治需要来进行礼器改造与礼制建设的诸多直接成果，后人可从中了解清朝的各种典章制度。

关于皇帝的朝珠，《皇朝礼器图式･卷四》中载道：“谨按本朝定制，皇帝朝珠用东珠用东珠一百有八，佛头、记念、背云、大小坠珍宝杂饰，各惟其宜，大典礼御之。”《皇朝文献通考･卷一百四十一･皇帝朝珠》中也有记载：“绦皆明黄色，吉服朝珠珍宝随所御大典礼，朝珠用东珠一百有八，佛头、记念、背云大小坠杂饰各从其宜惟祀。”这两部文献均对皇帝朝珠有明文定义：皇帝使用的东珠，具备了超越性地位，绝非其他人可用。

不过，朝珠的材质在使用上得视场合、品级来订定。像《皇朝文献通考･卷一百四十一･皇帝朝珠》中，即提及皇帝郊祭坛庙期间，所需使用的朝珠材质：“惟祀天以青金石为饰，祀地用蜜珀，朝日用珊瑚，夕月用绿松石”。

文献说明：皇帝在大典礼期间，必须要配戴东珠（大颗珍珠）朝珠；祭天期间，则得配戴青金石朝珠；祭地期间，则要配戴蜜腊朝珠或琥珀朝珠。按照满清贵族礼制，在朝珠级别中，就属帝王的绿翡翠最为名贵。至于以四色宝石朝珠祭祀天、地、日、月的构想，则是在既定的皇帝祭服的颜色规范之下，再向前推进的作法。

其实，就国家角度而言，祭祀者及其穿着、配戴均与祭祀对象相对应，这是承袭了汉代以来儒家以天子在皇家祭祀礼仪中所担任天人之间的中介者的概念。大清帝王透过祭服、朝珠及祭祀器具的颜色，展示与天、地、日、月互相感应，这同时呈现了以礼治国的理想。朝珠在此扮演的角色，可谓身富神圣的任务：协助清帝取得大清帝国承袭、相应于天地运行的正当性及道德性。

除了皇帝穿朝服时须配戴一盘“东珠朝珠”，皇太后在换上朝服后，同样是配戴“东珠朝珠”，但因其身份极为尊贵且特殊，故在两肩位置分别再挂上“红珊瑚朝珠”，整体呈现左右斜跨状，皇后的朝珠也同样借此显出地位高贵。

地位仅次于皇后的皇贵妃，配戴的朝珠低于皇后，其他众嫔妃的朝珠材质当然就更不同了。《皇朝文献通考･卷一百四十二》中记载：皇后是“朝服御朝珠三东珠一珊瑚，二吉服朝珠一随所御佛头、记念、背云大小坠杂饰各随其宜，绦皆明黄色。”；皇贵妃是“朝服用朝珠三蜜珀一珊瑚二，余如珠之皇后朝制，贵妃朝冠。”；嫔朝珠“朝服用朝珠三珊瑚一蜜珀二，余如之贵妃朝珠制，嫔䌽帨。”

皇太子与诸位皇子则因为地位不同，配戴的朝珠亦有不同。《皇朝礼器图式･卷四･皇太子朝》中载：“皇太子朝珠珊瑚绿松石青金石随所用，珍宝杂饰各惟其宜，绦皆明黄色。”；《皇朝礼器图式･卷四･皇子朝珠》中道：“皇子朝珠不得用东珠，余随所用，绦皆金黄色，亲王、世子、郡王皆同。”《皇朝文献通考》亦载：“皇子朝珠，亲王、世子、郡王同。”上述历史文献说明皇帝诸子所配戴的朝珠与诸位亲王世子、郡王的朝珠都是一样的。

官员配戴的朝珠，亦有严格规定。《皇朝文献通考･卷一百四十一》中的〈一品官朝珠〉载道：“以蜜珀玉石及诸香为之，杂饰惟宜，绦石青色，文五品武四品以上，及京堂翰詹科道皆得用。”；《皇朝文献通考･卷一百十三》云：“驾执事各大臣官员俱用青色袍褂，戴有缨帽，百日外用补褂朝珠。”

由此可见，官阶不够的文官、武官及普通人，是没有资格佩戴朝珠的。如果身份低的官员私自佩戴朝珠，就造成僭越行为，违背等级划分，他将为此受到惩罚，严重一点的话，恐将丢掉小命。

关于配戴朝珠的资格，文献中还有更详尽的载述。

清朝茄楠木朝珠，共有茄楠香珠一百零八粒、一青金石质佛头。三条记捻都穿有珊瑚珠，下有珊瑚坠角。佛头塔以黄丝长带连金属背云，背云、坠角皆为珊瑚质。

《皇朝文献通考･卷一百四十一》中的〈五品官补服〉载说：“文职绣白鹇，惟监察御史绣獬豸，武职绣熊，余皆如文五品，惟无朝珠。”；《皇朝文献通考･卷一百四十一》载道：“武五品以下，除侍卫外不得用朝珠，惟礼部主事兼。”

透过这些文献记载，我们将可以发现，大清宫廷的侍卫其实是可以配戴朝珠的。其实，清宫侍卫的服饰样式到了乾隆朝，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品级服饰制度，全部侍卫的服装、冠帽、朝带、朝珠甚至是鞋靴等，都确立了较为严格的一套等级制。像清宫品级侍卫的佩饰，主要有朝带、朝珠等，它们的制作样式大致相同，但朝带在带板装饰材料上，存在着不同等级的差异，至于朝珠在制作与材质上，则是没有太多的差别。换言之，这些侍卫只不许使用东珠朝珠，朝珠的其他材质则各自按照所宜制作与佩戴，没有更多限制。

由于“朝珠”是帝王、重臣、命妇穿着朝服或吉服期间，所需垂挂在胸前的饰物，被视为清代特别的传统，因此乾隆下令编纂的《皇朝礼器图式》才会明确条列出席各种祭典时，以及具备不同身分之人，必须要使用的特定朝珠。从大清官方将之制式化，可看出已将朝珠装饰这一传统视为定式。

至于官员和官夫人配戴的朝珠，为什么在材质的限制上不如皇室来得严谨。对此，故宫博物院器物处编辑嵇若昕认为，可能是定制的时间比较晚，来不及一一规定。况且朝珠必须由官员自备，这才导致后来众人竞相讲究珠子质材、色泽或雕工等朝廷制服的配件。

另外，皇帝的贴身护卫与为皇帝掌管礼仪、撰拟文稿，以及部分官位不够高，但时常接近皇帝的官员，也因为掳获龙心，为示此人得到荣宠，得以允准他破格佩挂朝珠。

有研究者表示，在乾隆年间就新增了不受品级限制而获准使用朝珠的官员，他们有的在内廷供职或是担任侍从之臣，其中包括在翰林院进行修撰、编修、检讨等工作或在军机处行走（非编制内的官名，可指临时派遣支援）、章京（清朝官名，早期为武官之称，后不限于称武官）、笔帖式（清朝满人专属官职之一，品等从正六品至正九品）等。

因此，在乾隆初年之后，随着朝臣的内廷化、近侍化，朝珠逐渐成为随侍皇帝的大臣的必备配饰。朝珠这时候已经超越了品级概念，具备皇帝亲信之象征。从官方服饰的角度来看，内廷化与近侍化的官员乃是原官兼职，但服饰制度仍旧按照原官的品级，只是皇帝特别准许这些官员可以不受品级限制来配戴朝珠。因此，朝珠成为了作为皇帝身边重要的官员的符号。

清朝咸丰时期，椭圆形的玻璃翠背云，金属云纹外环嵌不透明绿玻璃，圆弧形表面呈现绿白回旋纹理，近于翡翠色泽。

朝珠到底具备什么作用？其实其中暗藏着很大学问。古代的官员在拜见皇帝时，必须要行跪拜大礼，而在跪拜时，额头必须要碰触到地面。但当官员脖子上佩戴了朝珠，虽然也是得向皇帝行跪拜大礼，但却不需要像以前那样，额头触碰到地面上，只需要跪拜到让朝珠碰触到地面就可以了。

正因如此，朝珠的长短亦与身分有关。身分、地位越高的官员，佩戴的朝珠珠炼就会越长，特别是一品大员，因为珠炼较长，在向皇帝行礼时，只需要稍微弯腰就能让朝珠碰到地面。

总而言之，朝珠与皇权的关系，不只因为唯有皇帝能佩带最高贵的东珠朝珠，并借此代表皇权至上，更重要的是建立了朝珠群体。当统治者开始有意识地挑选朝珠佩带之人，在这一过程中，首先建立了中上品级官员配戴朝珠的规范，但随后又逐渐摆脱官制存在的束缚，开始一边以皇帝为中心，担任其侍从或近臣来取得关键身分。至于这些获准使用朝珠的群体在超越了官方服饰规定中的品级限制时，恰恰展露朝珠被高度政治化的具体表现。在朝珠群体的围绕烘托下，专属大清帝王的东珠朝珠更突显了其崇高至尊的地位。

最后，来介绍这十年来，最引发外界关注的朝珠－－慈禧太后的翡翠朝珠。

2014年6月9日，三希堂国际拍卖公司曾在香港半岛酒店举行春季拍卖会。会上拍卖了500多件藏品，其中包括了字画、瓷器、篆刻、翡翠、印章、佛像、田黄石等各种类别，而在拍卖品中还出现一批博物馆馆藏级选件，例如北宋李公麟的《牧马图》、南宋李迪的《花鸟图》、北宋拓本《多宝拓碑》、元青花釉里红双象耳盘口瓶，以及凭借1.8亿人民币高额底价拍卖起的清代晚期老坑玻璃种帝王绿108颗朝珠。

据悉，这一串翡翠朝珠乃是慈禧太后在面对众多的翡翠饰品当中，自己最为珍爱的一件，只是后来被光绪帝书法侍教彭述之子、海上大收藏家彭水若所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