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井田制——商至春秋时的领主制度

从商代后期到春秋初期，中国实行的是井田制。井田制是氏族时期的土地由族群共有制度发展演变而来的。

“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孟子·滕文公上》 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古书上的这些记载很颠覆我们现在学到的历史知识。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井田制下，围在中间的是公田，收获归被商周天子分封到这个领地的贵族支配；周围则是领地内的私田，归追随族群的农民所有，农民不需要缴纳赋税，但需要负责耕种中间的公田。闲时，农民愿意干嘛就自己干嘛去。

打仗的时候，辖区内的居民要跟随贵族去打仗，不能从军的需要拿出一些粮草相抵。有手工业者或其他劳力短缺等原因没有尽到耕种公田义务的，也要从自己的私田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粮草相抵。此外并没有额外的负担。这可能就是最早期的税赋雏形了。

把这一“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居民追随贵族生活的制度叫做奴隶制是很可疑的，拥有私田就不能叫奴隶了，何况当时的农民可以自己选择种田还是烧陶器，自己有财产支配权，“封土地，建诸侯”，是为封建。所以说这个时期叫封建领主制度更恰当些。当然，这个时期对违法者的惩罚也是很残酷的，有很多肉刑。

封建领主会根据辖下农民的家庭人口和职业情况，定期调配土地的归属，使耕者有其田，通过赋税调控使辖区工农都可安居乐业。

中国的正式税收是从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亩政策开始，之后各诸侯争相仿效。这个政策标志着井田制消失，中国2540多年的土地私有制开始。初税亩的税率是20%。

（二）秦开创了中国的帝制社会，绵延到清末

01. 战国时代，诸侯争霸，烽烟四起。这个时期因为人口是主要生产力，各国都鼓励生育，每多生一个娃将来都是权贵的财富源泉。土地也逐渐向大地主手中集中。最后六国归于秦。这一阶段基本保持初税亩的税率水平，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这个20%也不算低了。

秦朝的许多制度，包括此后洋洋洒洒两千多年的制度，都带有商鞅变法的痕迹。

在商鞅变法期间，赋予秦国的国民只有两种任务：平时耕种，战时打仗。为了强化国民的奴性，当时使用了奖励军功、鼓励开荒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辅以严刑峻法，建立了一整套的社会治理体系。商鞅的本专业是刑名之学，自然对百姓残酷有加，他曾在渭河边一日处决囚犯七百人，河水因此变红，号哭之声惊天动地。

在商鞅的治理下，秦国由野蛮之国迅速变成虎狼之国，历朝历代均称之曰暴秦。

成语“自作自受”说的就是商鞅：秦孝公死后，商鞅获罪潜逃时要夜宿一家旅店，但因为没有证明身份的介绍信被拒绝；而这一需要介绍信的路引制度正是他制定的，所以叫自作自受。后商鞅被抓住受车裂之刑。

商鞅死了，但他创立的制度却留了下来，奠定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基业。中国历史上向来每到关键节点，总会跳出来几个这样的人物，能量越大，危害越深。自商鞅之后，《诗经》中记载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渐成绝响，燕赵悲歌之士越来越少。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令地主和有地农民自报占有土地数，按定制缴纳赋税。

秦田律规定“顷入刍三石，稿二石”，即每顷土地应向国家缴纳饲草三石，禾秆二石。换算成现在就是每100亩土地向国家纳税饲草360斤，禾秆240斤。这个叫刍稿税。

当时老百姓最重的负担不是刍稿税，而是徭役。随着秦始皇的野心大增，当时一面四处征伐，然后出钱出粮出贷款，安抚帮助这些贫困的蕞尔小国；一面大动工程、大兴土木，长城、秦始皇陵、咸阳宝殿等都是那时的产物，阿房宫直到秦亡尚未建完。

这样国库几年就被这个暴君折腾得差不多了，于是就开始征收“户赋”和“口赋”，也就是用粮食交人头税。

可惜当时的生产力低下，拿百姓粮等于要百姓命，自然埋下了不安定因素的祸根，终至天下刀兵四起。

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嬴政：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02. 经过秦末战争后，社会物资极度匮乏，连高祖刘邦想找四匹一样颜色的马摆摆阔也很难办到；大臣们只能坐牛车出行。汉初鉴于秦亡的教训，被迫采取“休养生息”政策。

汉高祖时规定十五税一，即年收入的7%要纳税。

因为汉高祖刘邦小时候没念过什么书，管理天下的手段也很奇葩，他竟然下令允许民间私自铸造铜钱！造出来就可以拿出去花。普通殷实人家铸的叫做荚钱，轻薄且小；但资本雄厚的商贾为了展示实力、提高信誉，铸造的铜钱则非常精美，一点不比官家的差。这些精美的铜钱就会被收藏起来，而只留下分量差一些的钱在市面流通，所谓“劣帋驱逐良帋”就是这个道理。有了高祖的开头，这几个铜钱在汉朝就不是大问题了。我一直怀疑中国最早的私家银行是不是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后期的文景之治继承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税负低至30石粮食仅交一石即可，即税率为3.3%，国力大大增强。

是国强才能民富，还是民富才能国强，早在汉朝时就已经是很明确的事情。

直到汉武帝时，连年征战，大搞面子工程，乃至国用匮乏，才加大赋税，“民三岁以至十四岁，出口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骑马”，即3岁到14岁的国民每年要另外交23个铜钱的人头税。23个铜钱对当时的草民来说负担不小。

现在的影视作品宣传汉武帝建下不世的文治武功，真实的历史是，他的折腾加税却也是汉朝从中兴走向衰落的开始。盐铁论争论的核心是垄断和自由经济之争论。

当时一方面贤良指出，实行盐铁等官营政策是“与民争利”，应该放权于民；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坚持朝廷干涉经济的政策，认为官营可以使国家富强起来。这一争论的时间是如此之长，以致到今天还没有得出结论来。

汉武帝时的货币政策极为荒唐。他突发异想，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发行皮币，用宫苑中的白鹿皮制成。皮币每张一方尺，饰以彩画，值四十万钱。《食货志》记载，“皮币以白鹿皮方尺，缘以馈以荐璧，得以黄金一斤代之。”这个东西主要是盘剥权贵富豪巨贾的手段，因为平民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供养汉武帝的穷兵黩武。后来终于到了“白骨曝于里，千里无鸡鸣”的境地。

03. 魏晋南北朝赋税制度是，魏武帝规定每亩粟4升，户绢2匹，丝绵2斤，余皆不得擅兴。这个赋税和汉初十五税一时的7%差不太多。


到了晋武帝时赋税为每亩地大约24斤粮食，另外丁男作户主的，每年缴绢3匹、丝绵3斤，女的减半。这个赋税就有点高了，用开荒生地平均熟地，也大约达到10%以上了。所以在他死后，内乱四起，越乱越收，以致民不聊生。

04. 唐初颁布的均田令规定：男子满18岁，即由朝廷分配给田地100亩，其中80亩为朝廷可以调配的口分田，20亩归私人所有，为永业田。

唐朝的“租庸调法”规定，丁男每年向国家交纳租粟200斤，交纳绢2丈，丝绵3两；不产丝绵的地方，可纳布2丈5尺，麻3斤。此外，每丁每年还要服徭役20日（可纳绢或布替代，每天折合绢3尺）。如果每年的徭役多了或者有灾情，上面这些可以酌情减免，这样老百姓生产的积极性就提高了。

唐初的赋税是非常低的，因为土地足够多，产出丰富，生产力提高，这样大约全加在一起不到7%左右，这也是盛唐文化存在的基础。唐朝经济上的繁荣建立在隋朝大兴土木、挖运河、征辽东等一系列折腾上。

安史之乱后，百姓田地“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失地农民增多。当时朝廷采用了比较聪明的两税法，就是从原来的按人丁课税，转到按财产课税，这是中国税收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变化，强化了私有产权的同时，也强调了财产多的有钱人应该尽到交税义务。

唐代的税收因其合理性，宋、元、明、清都沿用了这种以财产纳税的制度。两税法下一般的税率是10%。什一税在历史上税负时间比较长。

05. 宋朝继承了唐的两税法外，因为当时工商业已经比较发达，占有国民经济很大的比重，所以同时还对盐、茶以及商业收税比例高一些，同时降低了过去官家垄断专卖的程度。

宋朝的整体税赋和唐晚期差不多。武大郎一个人养家，还有一栋二层的临街小楼，社会物质非常丰富，通过《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到当时的繁华景象。民国以前的中国历史上女子都没有养家的义务，往往是一个成年男子就是一大家子上上下下所有人的顶梁柱。

如果说宋朝就毁在殿堂之上的高俅们是一点不奇怪的，另外强敌环绕也很消耗国力。宋朝要不停地抵抗北方和西北的入侵。现在人们有一个错觉，认为宋朝文强武弱，事实绝非如此，宋朝的军队在边境的战斗力很强，否则也不会有内地的繁荣，更不会是最后亡于蒙古的国家之一。

宋朝民间使用的货币主要以铜钱和银票为主，虽然自古以来金银就有货币的属性，但民间大规模使用金银还是从明朝开始。我们看宋朝或之前的影视剧中，动辄掏出一锭十两银子，这个在当时基本不可能，因为十两银子在当时的购买力很惊人，足够普通人家置办一套四合院了，怎么能随便吃一顿饭就花掉呢。我们从收藏的古代铜钱可以明确看到，宋朝的崇宁通保做工精美，重量通常是乾隆通宝的一两倍。

06. 到了元时，北方以徭役为主，南方以粮为主。那时的汉人没有什么话语权，异族统治下税负痛苦指数开始增加。明末社会动荡的根由既有对元文化的不认同，也有经济上百姓被搜刮一空的因素。

这个时期几户汉人要奉养一个蒙古人，俗称养鞑子，我们看早期的灶王爷灶王奶奶的原形都是蒙古人的相貌，就是这个原因。那时的蒙古人对汉人有生杀予夺的特权，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纯粹是“人为刀俎，民为鱼肉”的年代。

蒙古人起初是不会收税的，他们只讲究占领，占领地内一切都是他们的；是当时的契丹人耶律楚材辅佐铁木真时制定了一整套包括收税的治理国家方案。铁木真死后耶律楚材不再被重用，抑郁而终。蒙古人的铁蹄后来踏遍大半个欧亚大陆，最终却很快衰败，退回草原，和他们只会打天下、不会治天下有很大关系。

那时不允许汉人持有菜刀之类武器，菜刀要由养着的那个蒙古人保管，手里能私自藏有55厘米长砍刀的都是侠士之流。传说刀削面就是一汉人没有菜刀、情急之下用捡到的一块小铁片削面下锅发明的。

到了明代，因为白银的广泛使用，给货币支付税赋提供了可能。一条鞭法下的税收以白银为主，促进了农产品商品化，当时的税率是“每十取一”，即税率是10%。

因为腐败横行，地方官员往往想出各种名目加税。严嵩即是当时最大的贪官，也是明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内阁首辅。后来也正是这类贪官们让崇祯皇帝国库空虚，既无可用之兵，也无可发之饷，更无百姓支持，终至吊死在煤山。

07. 清朝入关后，刚开始主要靠杀伐稳定江山，后来康熙晚年宣布“圣世滋丁，永不加赋”，鼓励老百姓多多生娃。雍正开始摊丁入亩。康雍乾被称为盛世的“清三代”，就是从康熙的“永不加赋”开始；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税收最低的时期，老百姓承担的税赋一般不超过总收入的3%。

清朝走向衰落就是从纠出大贪官和珅后，嘉庆帝得到了钱，却再也无法改变和珅遗留下的破败朝纲。

清朝的转折点在鸦片战争。之前清代财政收入主要有田赋、盐课和关税这三大税。田赋占比最大，康熙后期及雍正前期，数目大致为2900万两，嘉庆中期为3200万两，道光朝最高的征额为3330万两。盐课乾隆中期为574万两，最多时为道光朝，多至700多万两。这个时候的关税并不占主流。

鸦片战争之后，因为对外贸易井喷式地增长，关税也增加到超过田赋和盐课，朝廷财政收入突破1亿两白银。不过很遗憾，清朝因为两次鸦片战争的战败，签订的条约中有一条“字少事大”的规定——关税协商，这一协商的本质是清朝自此开始丢失关税自主权，甚至任用洋人主持关税事务。

现在的历史教材上讲清朝后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标志之一就是关税自主权的丢失。后来清朝对外借款赔偿战争损失，都是以关税抵押，大清朝廷直到灭亡也没搞清楚关税自主对国家的重要性。此后中国人一直为收回关税自主权与洋人抗争，直到民国时的1928年南京政府才基本全部收回关税自主权。

那么当时关乎大清生死的关税税率是多少呢？按条约协定的原则是：“值百抽五”，即5%。

伴随着太平天国、中俄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等历史事件，清朝后期最大的特点就是税收的名目繁多，五花八门；但是纳入国库的国税部分极低，因为皇帝们依然遵从老祖宗遗训，永不加赋。钱粮税赋多数被贪官污吏巧立名目中饱私囊。清朝整体上平均税赋在10%左右，而纳入国库的只占2%左右，导致清朝的公务员薪水都非常低。


200多年下来，大清朝廷并没有多少钱，连区区几亿两白银的赔款都拿不出，要向外国银行贷款；而八大铁帽子王后裔几代继承人，以及一干八旗大臣家族个个肥得流油，富可敌国。他们的后裔现在遍布欧美，以致研究满文的人才都在外国，国内能识别满文的已经屈指可数。

纵观大清及以前两千多年历史，中国的税收基本是逢十抽一即10%左右，好的朝代少一些，残暴的朝代多一些可达到20%左右，当然这只是对草民来说的通常状况，更多的是它们共同的原则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财富包括臣民都是皇帝们的财产，治民如牧羊的原则一以贯之。

近年有人开玩笑说：古代地方行政长官叫做“父母官”是有道理的，因为父母都希望子女好，都知道把子女送到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去，都想着把自己管辖的地方治理得更好。反观那些号称人民公仆的家伙，一个比一个贪，一个比一个黑，挂着羊头卖狗肉，远不如古代的父母官诚实。

（三）民国时期的税收情况。

下图为美国人上世纪40年代拍摄的民国老照片。

 


到1928年民国通过谈判基本全部收回了关税自主权。民国税收整体上是以欧美为榜样建立的税制，最大的特点就是直接税、国库与地方分税制。因为战火连绵，直到撤离大陆，还没能够成功调整地方税收和国库税收的比例，两者一直在玩拉锯战。

01. 北洋时期（1912-1926）的税收。这个时期军阀轮流执政，即使地方也是各行其政，特别在袁氏去世后基本失去中央集权。从1912年到1926年，关税收入总和91307万元，主要用于支付外债。

对国内来说，以收入最多的盐税为例，直到1926年盐税收入只有9900万银元/年，折合人均二钱银子，这个税率是非常低的。北洋时期的征税品种也不多，整体上不超过10%的旧制。但在地方却是不一样了。

地方强悍势力日甚一日，给北洋政府的财政和税收带来很大困难，北洋税权限于一隅，税收不堪国用，不得不以一次又一次对外借款打发危机。

这一时期也是历史上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最盛行的时期，人员流动极大。这种情况下各地税收很不一致，广东的陈济棠和东北的张作霖辖下税赋都很低，也是当时中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有些地方则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老百姓纷纷用脚投票。

这里多说几句张作霖。他是个很开明的军阀，不但终身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不屈服于日本和俄国，而且重教育，鼓励工商，请了不少专家帮助他设计制度。当时的东北为了招纳人口，鼓励农民开荒种田，谁开的荒就永远归谁，前几年免税，后几年成为熟地再按标准纳税，这一政策让关里人趋之若鹜，闯关东移民东北种地经商办实业成为近代中国一大奇观。说起来今天的东北人往上数几代，有九成以上都是关里人。

张作霖打下20多年的建设铺垫，后来被败家儿子弃如敝屣。日本人在东北搞殖民统治，是为了以东北雄厚的自然资源和工业基础加以建设后称霸全球，客观上说直到1990年全中国的平均工业化水平才达到辽宁省1942年的标准。1949后的辽老大当了20多年才被上海替代，共和国长子没有民国时期的基础是不可想象的——1949后的大陆最多时有过15个直辖市，其中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鞍山、抚顺、本溪等7个东北城市名列其中。

02.  “黄金十年”（1927——1937）里的税收。这一时期关税自主权收归国有，以关税、盐税、统税为主体的国家税，和以田赋、营业税、契税为主体的地方税系统脱颖而出。配合着直接税的逐步完善，一套资本主义近代税制的雏形，呼之欲出。

黄金十年的贡献体现在“国中有国”情况下，财政收入仍取得逐年增长，国力渐强，可惜都消耗在战乱上。

03. 重庆做陪都、南京时期（1937-1949）的税收。抗战中因为东北的丢失使得诸多重要的煤、铁、粮食、木材等基地落入敌手，日军入关后多处重要物产丰富的地区也落入敌手，政府财政极度窘困。此时的税源已经枯竭，谈不到什么有规划的税收。抗战胜利后就是内战，也谈不上有效管理，基本都是在吃黄金十年的老本和依靠美国和苏联的外援。

综上可见，中国自初税亩开始到1949年执行了2540多年的私有制，大致规律是，国民赋税处于低水平时，则民富国强；一旦管理者横征暴敛时，离药丸也就不远了。

（四）补记

多数外国人不知道的是，他们30万人民币的轿车到了国内消费者手上已经是75万；6美元/磅的牛肉装入中国人的购物筐时已经变成了200多元人民币，日本的和牛更贵；同样多数中国人可能想不到的是，一条国内卖750元的中华香烟，到了美国超市卖40美元；国内售价2400元的茅台在日本和非洲都是400多元，美国折合700多元人民币；至于国内200多的运动鞋在美国超市5美元也能买到，促销的时候更便宜。这些都是通过关税实现的。

目前国内税收最大的特点是重复纳税：一包方便面的生产成本可能只有3毛钱，但出厂时的含税成本就变成6毛，流转环节过后就会变成8毛，销售环节过后就会变成1.5元，消费者吃到嘴里时已经变成2元一包了。每个环节的利润率远没有那么高，是税收抬高它的价格。也就是说，在中国，有消费就会交税，并且是重复地交。从3毛到2块，人们吃的不是方便面，是税。

最近有专家放风说要对银行存款收税，能存入银行的钱都是税后收入，再收一次，就是标准的重复收税。

幸好我没有存款，让他们失望了。有个数据说国内目前已经由世界第一的储蓄大国变成 7.6亿人欠银行钱的负债大国。

（全文完）